杨小凯的两张面孔

文：梁捷  编：

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把学者分为两类：问题中人与学术中人。

后者纯粹为学术而生，前者则是将学术根植于内心的疑问中。上个世纪中期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，大部分都是“问题中人”。因为时代带给他们的苦难太过于厚重，“国家向何处去”成了他们一生的追问。

于是，问题和学术似乎成了一个“非此即彼”的选择题。连朱学勤老师都说，他很敬佩“学术中人”，但却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个“问题中人”。 

但是，有一位学者，他和同辈人一样，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，甚至为此向死而生，但同时，他醉心于学术，开宗立派，并因此两度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——他就是杨小凯。

什么是社会？什么是制度？老实说，敢想这些问题的人都没有几个，别说回答了。

两百多年前，亚当.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试图作答，他在开篇写道，“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，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、技巧和判断力，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。”

时隔一百多年后，涂尔干才再次试图作答，他写了本《社会分工论》回答“社会何以可能”。他说，有机社会就是靠着分工合作维系起来的。

又过了一百多年，杨小凯重新捡起这个经典问题，讨论市场经济中组织、制度结构的变迁，竖起了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的大旗。

杨小凯极为刻苦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生命密度极高。不过，他真正的思想却不是看书看来的，完全是在监狱里“拍脑袋”想出来的。认真追溯他的精神导师和启蒙读物，还得是马克思与《资本论》。

从《资本论》中，杨小凯了解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，并在1980年代回归武大讲台后进行深入研究。他发现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只讨论资源分配，而不讨论组织结构变迁。

1982年在武大的杨小凯（左二）

社会太复杂了，斯密看到的是财富增长的过程，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化过程，马克思看到的则是永不停止的阶级斗争。但要用阶级斗争来讨论社会，必须先得承认有暂时稳定的阶级，然后才能斗争。

也就是说，阶级斗争是动态的，但分析起来必须要有静态的阶级基础。同样的，主流经济学讨论财富的增长，必须假定制度和组织结构暂时不变，这样财富的增加才有其正面意义。

对此，杨小凯发出疑问，为什么要把发展与财富增长联系起来呢？为什么不看劳动分工水平呢？以前理发就只是理发，现在衍生变化出几十种不同的服务，这不是比财富的增加更能说明发展的本质吗？主流经济学只盯着市场，却不关心构成市场的组织结构，在杨小凯看来，是本末倒置。

就是这个思想，结结实实命中了主流的“新古典经济学”要害，也成就了杨小凯的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。

近代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建立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“一般均衡理论”之上，100多年后“阿罗－德布鲁模型”出现为其提供了数理论证。

在瓦尔拉斯看来，经济学的本质是许多个市场通过价格机制，在一个拍卖人的指挥下交互作用，最终达到均衡。因此，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，虽然我们对市场结构知道得很少，但这并不重要，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足够了。

到了19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“交易费用理论”，将市场和企业分为经济活动中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，讨论在交易中这两个组织结构如何交替运动以节约交易成本。

科斯的理论揭示了组织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，开启了“新制度经济学”的大门。但是，这只是当时主流市场理论的边角料。毕竟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，经济学已经有了“一般均衡”坚实的微观基础。要是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，那么它的数理基础在哪里呢？

制度经济学家都很狡猾，他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基础前前后后经历了瓦尔拉斯，马歇尔，庇古，霍太龄，希克斯，萨缪尔森，阿罗等那么多代经济学家数十年之功，硬拼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诺斯，巴泽尔等都不讲数学，而是从产权、意识形态等方面解读经济。想当年亚当.斯密也不玩数学，是后来李嘉图用“剃刀”高度抽象斯密思想后搞出来的。

杨小凯不认这个道理，他根本不怕数学。他在监狱时就自学了高等数学，后来在国内教书时也主攻计量经济学，出版了好几本“数理经济学”，“经济控制论”之类的专著。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构造一套基于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微观理论，在数理上 “单挑”历经一个多世纪，几十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智慧结晶。

不过，杨小凯将他的工作命名为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，这倒真是个“败招”。一方面他想保持与主流经济学的暧昧关系，强调亚当·斯密的源流，而且用的数学工具也都差不多，只不过你们强调资本积累，我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而已。

但另一方面，主流经济学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别出心裁。虽然这套框架名字里也有“古典”这个词，但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就是“新古典经济学”的敌人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容动摇。杨小凯后来在学术界受到冷遇，打压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单单建立理论体系还不够，杨小凯是要掌一方门派的。他的对手，新古典经济学（或者说整个主流经济学界）的传播与发展严格遵循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。

希克斯证明一些局部的关键定理，萨缪尔森加以完善，并撰写了通俗版教科书，最终由阿罗完成最底层的数学工作，接着就是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这套东西。

可是杨小凯只有一个人（后来才慢慢形成很小的团队），他既要提供原创的思想，又要完成各个相关领域论文的推进；他既要撰写奠基性的专著，又要撰写普及型的通俗讲义；他既要在课堂上亲自阐发他的思想，又要全世界地演讲，希望能寻找到或者培育能和他一起为“新兴古典经济学”作出贡献的人。

他竟然都做到了，这就是杨小凯！而这背后，就是他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和他五十五岁的生命。

当然，杨小凯毕竟不是超人，他也深知自己理论框架的缺陷。因此，他才能够认真对待所有对手。他把跟斯坦福经济学教授米格罗姆的通信挂到了自己网站上，开诚布公地对待米格罗姆的三个观念上的批评：

第一，经验研究支持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更重要；

第二，契约理论，“委托－代理”模型虽然并非建立在交易费用基础之上，目的却是为了弄清楚交易费用的根本性质；

第三，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。

这几个问题，杨小凯能够轻易化解，毕竟他在经济史上下了不少功夫，对组织形式变迁与资本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牢牢抓住“交易费用”，特别是“学习费用”的概念，指出大量经验研究结构上的缺陷。

保罗·米格罗姆

不过米格罗姆从逻辑上的紧逼让杨小凯很头疼，而且对他打击很大，但是他不服气，而且他从来都这么不服气。

90年代末开始，他与孙广振，文枚，周林等一起证明了很多“超边际分析”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。他们已经将这项工作大大推进了，虽然还不够完美，漏洞还很多，但他们毕竟在短短十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，他们的对手可是站在一百多年历史无数杰出头脑之上的。

一方面，超边际分析有着独特的魅力，它可以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，它的逻辑可以直接解释用来解释网络效应和知识经济学。但另一方面，小凯的思路是反新古典经济学之道而行之。

传统的做法是保证模型的凸性，即保证竞争性均衡存在，然后求最优效率。超边际的大胆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凸性约束，但这也就埋下了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的隐患，杨小凯坚信可以完全证明这个批评不成立。

杨小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决心至死不动摇，正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，他认为，他可以用数学做得和无数先辈大师一样出色。

陈明说，大学者可分两种。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，生命受学问支配；还有一种，生命大于学问，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，乃至气象万千。看看杨小凯，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，还是生命压倒了学问。

杨小凯在学问和生命中，都有一个关键的良师益友，那就是“休克疗法”之父——杰弗里·萨克斯。萨克斯的旨趣与杨小凯颇为类似，一方面深耕学术，年纪轻轻就获得哈佛教授，有神童之誉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入世，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高级顾问。他在玻利维亚主持改革，一夜成名。

萨克斯对超边际理论在美国的推广功不可没，而杨小凯则在萨克斯的影响下重燃政治关怀，露出枭雄本色。

前些年，杨小凯与萨克斯，胡永泰合作的讨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关系的宏文在网上甫一露面，就引起轩然大波。从此，他就被算作中国重要的宪政研究学者之一。

后来，杨小凯的经济史笔记，狱中回忆录也陆续在网上出现，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。很多同人会奇怪，杨小凯不再努力经营超边际分析，去摆弄这些宪政，历史做什么，甚至花了大半年时间专门读宪政理论方面的经典。

其实，杨小凯早已不会在意这些宪政，经济史能够为他带来的学术地位，他关心的是这些文章本身的作用，对中国的作用。

杨小凯一生，只关心大问题，大学问。他能进入经济学，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。他不愿意象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饾饤琐屑的学问，他执着于数学技巧，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，用它来重新阐释经济学思想，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思想。

当年一篇《中国向何处去？》给杨小凯带来鼎鼎大名和十年的牢狱之灾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杨小凯魂归天国，那么，中国又向何处去呢？

这不仅是杨小凯倾其一生思考的问题，更是所有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。

变局时代的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杨小凯的“大学问”。然而，杨小凯一生著述颇丰，遗憾的是，他去世十多年间，始终没有结集出版。

所幸，2018年首度结集出版。世间已无杨小凯，但是我们还能阅读他的作品。唯愿杨小凯的“大学问”，能成为破解“大问题”的思想资源。识别二维码，一键收藏（更有平装版可供选择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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